一、邓小平为什么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四个坚持的观点
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为什么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又讲这个道理呢？显然这是与当时有一股怀疑和反对四个坚持的思潮有直接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反映最强烈的是要为1976年4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揭批林彪、“四人帮”还不行，必须推倒“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两个重要的会议上，与会的同志一致赞同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从1979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指导思想实现根本转折。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党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这是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种舆论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议论也出现了值得注意和警觉的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二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混杂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中，随着上访的人流和街头大字报弥漫着。从1978年10月左右起，全国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非法组织“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解冻社”在宣言中公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上海的“民主讨论会”中的某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人公开讲演：“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上海的“民主促进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张贴攻击矛头直指毛泽东同志的标语。这股势力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聚众闹事、阻碍交通，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对这股思潮这股政治势力的严重性质，无论是党内高层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大都没有认识到。尽管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些同志怀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对街头大字报公开批评、指责毛泽东，感到不合适，建议中央应当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尽快作出全面正确地评价，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怎样评价，从什么角度出发，应当掌握什么原则，还没有作出更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可以说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大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或者说，在刚刚打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禁锢后，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得来不易的民主空气。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有甚者，党内极少数人在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的时候，思想发生动摇，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危险性，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些问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紧接着在1979年1月18日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4月3日才结束。会议坚持了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民主风气，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关于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上、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要求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纠正。对党在八大以后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议论较多。“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总的说来，会议开得是有成绩的。”在会上形成的许多观点，直到现在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在这个会议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缺少全面的分析。尤其一些同志的发言有明显错误的倾向和糊涂认识。胡耀邦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的发言中说：“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屈、有冤屈的，……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但要研究这个别人是什么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这四条，能算马列主义吗？我看不能算。这叫什么主义？可不可以叫民主个人主义倾向呢？可以研究。当然，不管怎样，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胡耀邦的这些议论，虽然对这股思潮作了些分析，但是没有点准问题的实质。即使这样的分析，还有人觉得这个估计是否重了。会上，有人说：“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有人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也是靠人民自己起来争取的，是要靠打破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反抗，打破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的压制才能实现的。民主绝不能依赖什么人的恩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还发扬得很不够，而不是太多，不是应当来纠偏。”还有人说：“现在警惕的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过头、民主过头的倾向，更不要来一次新的反右，‘左’的东西还批得不够，如果提出反右，就会妨碍批‘左’，影响思想解放，甚至可能走回头路。所谓‘右’现在万万不能当作一种了不得的倾向来反的，至于个别出格的事例，靠实际工作引导就是了。对这类问题，思想上要保持清醒，但在理论宣传上，没有必要作为一种倾向公开提出来加以反对。”个别人提出，建议在报上辟一栏《民主墙》，选登大字报。还有人讲：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什么叫资本主义现代化，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要给现代化贴上什么“阶级”什么“主义”的标签呢？甚至还有人讲：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要从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还有人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两句话过头了。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群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和行动中，出现的一些过分言论和不正确的行动，是难免的，多数还是教育引导问题。近一时期发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甚至发生冲击党政机关等错误行为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留下的后遗症还没有能够加以妥善解决造成的。但是，这些议论都没有谈到对极少数人煽动的这股思潮和错误行为如果不坚决制止，任其发展，势必动摇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破坏安定团结，使党的工作重点无法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以说，会议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批判“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理论方面，对来自右的干扰和破坏，处于麻痹状态，把反“左”与反右对立起来了，特别是个别人不讲民主的阶级性，掩盖了这股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议论也缺少科学的分析。这反映出在如何对待右的倾向问题和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显然，这些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顺利实现党中央刚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二、邓小平旗帜鲜明的回答
正是面对国内党内出现的这样一些新情况，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议论，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警惕。他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79年3月多次发表讲话、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他首先是在1979年3月16日党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的大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他说，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党的整个历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意思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来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可能现在我们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绝不能用这样方式、那样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国内外阶级敌人希望我们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陷入混乱。我们要告诉共产党员和人民，不要上当。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处理遗留的问题，为的是集中力量向前看。他针对一些知识青年要求安置而采取的过激行为，严肃指出，要告诉知识青年，这么闹，冲机关，结果会怎么样？过去的教训还不够吗？冲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所有领导机关都把精力用来对付这些事情，没有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有什么希望？要讲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对全国人民进行教育。他说，现在有人对外国的什么人权运动那么羡慕，为什么不组织反驳？“民主墙”有人给卡特写信，拥护他的人权，帝国主义有什么人权！帝国主义杀了多少人，帝国主义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杀了多少人？帝国主义讲人权没有资格。为什么不拿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人民？他严肃指出，对煽动闹事的坏人，依法逮捕完全正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首先向党的高级干部敲起了警钟，接着传达到党内县、团级干部，表明了中央的态度。
3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了他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要着重阐述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想法。他说，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讲党的领导，应该讲讲历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碰到的哪一个难关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的。对毛主席的评价必须讲。现在讲稿讲得不突出，分量不够。有了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新中国。这些都同毛主席分不开。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才使我们摆脱了国际孤立状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行。要讲国际国内的现实条件，我们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说：“民主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民主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只要这种领导是正确的，我们的调整会快，建设速度会快，不统一，一事无成。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纪律。我们的革命战争，也是在高度集中、高度纪律下打胜的。”
邓小平严厉指出，对非法组织要画像。民主墙实际上也是有纲领的。对利用发扬民主，利用民主墙搞坏事，卖情报，告洋状的人要取缔。要把少数坏人和群众分开。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不制止闹事，不反对这些坏人，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上海、北京一些非法组织的破坏活动、奇谈怪论，大多数人是反对的。上海那些带头闹事的人公开说，王洪文卧轨多少时间，解决了问题，我们卧轨的时间比王洪文还长，一定能解决问题。他们搞得就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要告诉人们，特别是要告诉青年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他们的本质、思想体系、组织目的，是针对社会主义，针对无产阶级专政，针对共产党，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理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思想理论战线不能说现在已真正实行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传统教育包括守纪律、勤劳、顾大局的教育。理论要为政治服务。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在批评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的同时，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讲了三点，一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二是中国的经济、文化等目前比较落后，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几十年间我们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过的进步。现在我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毫无疑问将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三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由于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这些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
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共同享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主义事业的旗帜。
在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他强调，绝不能容忍少数人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作为攻击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借口。他特别提出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讲清楚民主问题。因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他尖锐指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方针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他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形势下也有新的意义，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邓小平这几次讲话、谈话，尖锐地揭示了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幌子下出现的右的思潮，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是要彻底否定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根本立场；挑明了对这股思潮的揭露和抵制，是我们党在政治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一场新的重大斗争。从邓小平这几次的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出，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是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但对这些原则作出这样的归纳和集中阐述，并把它概括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邓小平从现实政治的实际出发，在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在全党工作重点刚刚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对破坏安定团结的右的思潮的性质、危害的揭露，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义的阐述，是非常及时的；是对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方针的重要补充。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表述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但实际上是把它摆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形成了基本的轮廓。
后来，邓小平同年在9月对国庆30周年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时又讲：“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摘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闫建琪/文）